阿里格尔两级法庭生机勃勃审受理各个民营集团知识产权民事争辨12676件,杨浦区法院最后评判几名应诉人赔偿甲集团经济损失300万元

当前,浙江省宁波市正处于从制造走向创新的关键转型期,贡献了全市80%税收、65%GDP和85%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破解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的挑战与困难。为此,宁波市两级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主动延伸职能,为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活用证据规则加强权益保护
近五年来,宁波两级法院一审受理各类民营企业知识产权民事纠纷12676件,审结11834件;二审受理377件,审结349件。其中,著作权纠纷、专利权纠纷、商标权纠纷是位居收案量前三的案由。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民营企业普遍反映:由于侵权证据难以采集、固定,举证难已成为制约维权的主要原因。”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朱代红说,“为此,对于那些如不及时采取证据保全,将对案件处理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案件,全市法院坚持在依法严格审查的基础上,快速精准实施证据保全。”
慈溪市某纳米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诉深圳市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孙某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系新产品方法专利侵权纠纷,此类案件中,原告若仅提交被告涉案产品作为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告的产品制造方法侵权,而被告的产品制造方法,原告又难以获取。
面对原告的困境,法院根据其申请,通过对被告方生产现场进行拍照、录制视频,提取涉案产品样品及样本册,制作现场笔录等措施进行证据保全,全面固定被告涉案产品的制造方法,为新产品方法专利权的司法保护排除了障碍。
“此外,全市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时,根据法律规定,灵活运用证据披露、优势证据和举证妨碍等证据规则,将知识产权保护落到实处。”朱代红说。
多措并举提升维权效果
2018年7月,申请人乐清市某工艺有限公司以被申请人广州市某家具有限公司制造、销售的座椅涉嫌侵害其外观设计专利权,且被申请人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为由,向宁波中院提出采取停止侵害专利权行为保全措施的申请,并提供相应担保。
申请人指出,被申请人制造、销售的货物已被宁波海关扣留,但是海关扣货期限有限,存在被申请人再次出口被诉侵权产品,或取回被诉侵权产品再次销售,给申请人造成更大损失的可能。
承办法官结合申请人提交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专利有效的专利权评价报告等书面证据,综合运用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与专利行政诉讼中相关原则,结合本案属于情况紧急的特殊情形,依法作出了行为保全裁定:被申请人不得销售出口涉嫌侵害申请人外观设计专利权的被诉侵权产品。同时,法院查封了宁波海关扣留的涉案被诉侵权产品。
“新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行为保全制度,有效弥补了财产保全制度的不足,为当事人提供了比先予执行更为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朱代红说,“在本案中,法院的行为保全不仅有助于提高办案效率,实现实质性解决双方纠纷的目的,同时亦切实践行了司法便民宗旨,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据了解,这是宁波中院针对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作出的首例行为保全民事裁定。近年来,宁波两级法院积极采取保全、诉前禁令等临时措施,提高知产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便利性和有效性,切实减轻企业维权负担。五年来,实施临时措施268次,裁定支持率达96.2%。
与此同时,宁波两级法院尊重市场规律,积极运用经济分析的思维和方法,综合考量知识产权的创造性、成熟度、盈利能力、竞争情况、权利稳定性、保护期限等因素,提高损害赔偿计算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升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与市场价值的契合度。
如在某数码有限公司诉宁波市某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支付项目款260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法院结合合同约定及双方实际履行情况,判决被告赔偿原告2450万元。
据统计,宁波两级法院审结的民营企业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平均判赔额从2014年的7.6万元提升至2018年的19.3万元,五年间增长了153.9%,充分发挥了司法对知识产权的价值认定和保护作用。
依托平台多元化解纠纷
近年来,宁波市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一直呈大幅上升趋势,如何构建合理的纠纷分流和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确保纠纷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处理,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可回避的问题。
为此,宁波中院、宁波市知识产权局在上级单位指导下,联合多个部门,于2016年7月正式成立宁波市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第三方平台。目前,该平台已累计成功调解案件1762件。
据运行负责人董莎介绍,该平台运行之初受理过一批涉及专利权和著作权侵权的系列案件。原告沈某以宁波新二号桥市场等地的5家商户销售的红包、糖果包装盒等侵害其外观设计专利权和美术作品著作权为由,向宁波中院起诉,要求立即停止销售涉案侵权产品并赔偿经济损失。法院立案后,按照诉调对接机制,委托第三方平台进行调解。
“这批案件的被告均为个体工商户,他们对知识产权并不了解,又牵扯到供应商和销售商,案情较为复杂。”董莎说,“受理后,平台立即组成调解
组对案件进行分析,在认定侵权事实存在的情况下,一方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等进行核实,另一方面,对被告的侵权性质和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进行详细说明,让被告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侵犯知识产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经过努力,该系列案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得到圆满解决,多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陆续签订和解协议,各被告及时停止侵权行为并进行赔款。最终,原告代理人向法院撤诉。
“没想到第三方平台如此专业、高效、便捷,既保护了我们的合法利益,又帮我们节约了维权成本。”纠纷解决后,原告代理人紧紧握住工作人员的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2017年9月8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宁波中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跨区域管辖宁波、温州、绍兴、台州、舟山的部分知识产权案件。在此背景下,宁波中院与各地法院深化协作机制,在各地原有的知产诉调对接基础上,依托宁波市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第三方平台,与温州、台州、绍兴等地建立有效的诉调对接机制,对于诉讼一方在协作法院辖区的,在双方自愿基础上,移交当地诉调对接机构调解。
绍兴市新昌县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服务中心在去年就成功调解了一起宁波市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绍兴柯桥地区多家商行、超市侵害其涉及打火机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系列纠纷案。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各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分别赔偿原告1万余元。
除了依托第三方平台的专业力量外,宁波两级法院还逐步建立起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大调解格局:先后与市文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科技局等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全方位建立知识产权司法、行政调解联动机制;强化与10家行业协会调解中心的合作,打造多领域延伸式人民调解格局;邀请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的调解员常驻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负责知产案件的引调工作……
五年来,宁波两级法院通过上述机制成功化解各类民营企业知产纠纷4102件,占调撤案件总数的43.9%。
积极主动延伸司法职能
为及时总结和展现知产司法保护的新成果、新规则、新经验,宁波中院自2006年以来,连续14年发布全市法院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并自2013年以来,连续7年发布司法保护白皮书。每年的白皮书都有特定主题,既分析案件基本情况、特点,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又提出加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与建议。今年4月发布的白皮书主题是《2014-2018年度宁波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
上述白皮书简洁明了地指出了近五年来涉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审判数据折射出的侵权与维权现状:
“大部分案件发生在准入门槛低、技术难度小、自主品牌少、仿造成本低、竞争激烈、产品低端且同质化现象普遍的行业,如文具、小家电、五金、照明等。”
“利用电商平台传播盗版作品、出售侵害专利权或商标权的产品、擅自利用他人图片作为经营性使用等案件大幅增加。”
“专利权和商标权纠纷高发于商品批发零售业,多为同一权利人对同一批发市场或乡镇街道内的多家个体工商户同时提起诉讼。”
“越来越多的大型民企将知识产权诉讼作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不仅仅局限于个案输赢,更是为了获取市场竞争有利地位。”
上述分析,既给那些在日常生产经营中抱着侥幸心理实施侵权行为的中小民营企业敲响了警钟,也给那些努力创业创新的民营企业提了醒:必须建立更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才能应对社会的飞速前进。
那么,如何避免侵权?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又如何实现维权?白皮书从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正确应对知识产权风险点三个方面,结合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不同法律规定,给出了详细、实用、可操作的改善建议。
比如,对于商标权,白皮书指出:将商品或服务投放市场前,应采取全面注册、跨类别注册、国际注册、注册集体商标等策略进行商标注册;重视源头维护,对他人在公示阶段的近似商标及时提出异议;另外,应树立企业信心,加强自主创新,培育自有品牌,摒弃攀附知名商标心理。
除了发布白皮书,宁波两级法院还通过走访企业、举办座谈会、发布司法预警、发送司法建议等方式,深入了解企业司法需求,帮助企业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升企业知识产权运用和管理水平。
2019年3月1日上午,宁波中院副院长陈文岳与该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实地走访了宁波某厨具有限公司,送上该院法官精心编写的《企业知识产权风险防范与维权手册》,近距离了解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意识、规划,并提出合理建议,受到了该企业的欢迎与好评。
“目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现状与企业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需求之间存有差距,作为法院要主动了解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和期待,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法治宣传,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找出痛点和难点,针对性地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制度设计。”陈文岳说。

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要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的市场空间。1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又提出,要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带头贯彻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入推进,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创新创业的“新先锋”,知识产权保护是保障民营企业创新创业至关重要的一环。成立将满四年的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是如何发挥自身职能作用,当好民营企业创新成果的守护者,让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近日,记者走进该院作了深入探访。
“敞开大门”送法上门 为民营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法治宣传
“如何避免微信公众号中使用他人图片构成侵权?”“日常工作中应如何注重实验数据及工作记录的保存?”“是否应该聘请专业的律师应对专利诉讼?”……今年5月,“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陈惠珍法官工作室”的法官走访奉贤园区,调研该园区知识产权管理情况与司法保护需求。水星家纺、上美化妆品、马勒技术等来自各领域的近十家园区内民营企业代表,就现实工作中遇到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维权等方面的问题现场向法官工作室咨询,并得到细致的指导和讲解。
近4年来,上海知产法院审结的222件涉创新成果权属纠纷案件中,有217件案件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民营企业,占比达到97.7%。“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能够一开始就注意,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侵权和被侵权的发生。如何从事后的诉讼延伸到事前的预警和防范,是上海知产法院一直思考的问题。”上海知产法院院长陈亚娟表示。
在审判实践中感知到企业的迫切需求,2015年6月25日,上海知产法院牵手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张江高新企业园区设立了“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陈惠珍法官工作室”,每个月的26日,“陈惠珍法官工作室”便会准时打开工作室大门,给急需法律帮助的企业代表提供咨询服务,其中有不少是民营企业家、创新创业者。
开门接待的第一天,前来咨询的民营企业就络绎不绝。林某是一家生物产业公司的总监,一进门就向法官诉起了苦水:“公司高管离职带走商业秘密,企业要如何防止?如何发现可能存在的知识产权侵权事实?”面对林某一个接一个的难题,陈惠珍一一作了耐心解答。
“没有想到不出园区大门就能收获到最专业的司法解答。平时对法官的印象是在法庭上判断是非,进入工作室,法官更像是‘医生’,对我们遇到的‘疑难杂症’作出判断,然后给出处方。”林某表示。
既是法官,又是企业的“专业医生”,这个点评十分到位。为企业家们把脉,解决企业家们的难题,是“陈惠珍法官工作室”设立的动因,也是工作室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有时,“陈惠珍法官工作室”也会“送法上门”,到不同的园区去走访、调研、讲座或法治宣传,或者邀请园区内的企业上门来旁听庭审。通过开设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题讲座、提供专业咨询、邀请企业走进法院等形式,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构筑风险防范机制,进一步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
今年10月,上海大汉三通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知识产权园等近十家民营企业的代表旁听了上海知产法院审理的一起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的庭审。庭审观摩活动后,企业代表纷纷表示,通过直观的感受庭审,有助于增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走进法院,了解法治。
近4年来,“陈惠珍法官工作室”先后走访园区、开展专题讲座、组织企业代表旁听庭审共计34次,累计有1600余名企业代表参加了各类活动,编写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小册子,发放给企业和创业者,提升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意识。
“陈惠珍法官工作室”已经成为上海知产法院了解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需求的窗口,通过调研,发现民营企业在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中的“难点、痛点、堵点”,为审判工作的精准施策提供明确方向。
“技术翻译”架起桥梁 为民营企业解决技术问题沟通难
对于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来说,创新成果获得保护,往往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但是,涉诉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往往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专业管理人员,在参与诉讼时,对有关技术和法律交织的问题总会两者无法兼顾,而办案法官通常也不具备相关的技术背景,对技术事实的查明,往往成为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难点。
“如果不能全面了解技术事实,便不能准确把握审理方向的问题。如何让民营企业‘讲得清’,让法官‘听得懂’呢?上海知产法院借助外部的专业力量,搭建起了法官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桥梁。”上海知产法院副院长黎淑兰表示。
2016年3月16日,上海知产法院举行了首批11位技术调查官聘任仪式,由技术调查官参与到案件审理中,提升知识产权案件审理质量和效率。技术调查官也成为法官的“技术参谋”。
来源多样和专业背景丰富,是首批聘任的11位技术调查官共有的特点。据了解,他们分别来自国家机关、行业协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在诉讼活动中,技术调查官以司法辅助人员的身份参与到案件审理中,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增强技术事实查明的专业性、中立性和科学性。
去年8月,一辆银、橘色相间的自行车放在法庭中央。法官席下方,除了书记员、法官助理,还有一个席位叫技术调查官。
“那是去年夏天,摩拜‘扫码开锁’专利侵权案开庭。我坐在技术调查官席位上,原、被告双方陈述结束后,审判长首先问我,有什么问题要询问。”周涛向记者回忆说。两年前,作为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总工程师的周涛被上海知产法院聘为技术调查官。
该案原告是个人,被告是一家民营企业。案件庭审现场,解码器、存储器、比对器……无数专业术语砸过来,坐在技术调查官席上的周涛不时做着笔记。审判长指定周涛提问时,她向原、被告双方提了一个问题:“电连接”是无线连接还是物理连接,它的范围在哪里?庭审结束后,周涛向法官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技术审查意见书。
“这份意见书丰富了我们对案件所涉技术问题的理解,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的产品不构成侵权。”案件承办法官商建刚说。
数据显示,建院近4年来,上海知产法院先后聘任了13名技术调查官,这些技术调查官共完成技术咨询和办理相关事务734件次,参加证据保全、现场勘验34件次,出庭247次,出具技术审查意见书和咨询意见书60份。
消除“拦路虎” 为民营企业解决维权中的痛点难点
“侵犯知识产权很简单,有时仅需要动动鼠标,复制一下即可;想要维权却不容易,取证、打官司,每一步都费时费力。”“举证难”“赔偿低”“周期长”,成了还处于创业阶段的很多民营企业家保护知识产权的“拦路虎”。
对此,上海知产法院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实践。近4年来,法院立足“三个注重”,即注重完善司法机制,注重充分发挥法律威慑作用,注重提高违法成本,对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加大侵权损害赔偿力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今年8月,上海知产法院受理了一起涉及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申请证据保全案。原告上海某设备制造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认为被告侵犯了其智能车载服务系统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向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为此,上海知产法院指派技术调查官同执行法官、法警一起赶赴被告的生产工厂进行证据保全。技术调查官王传极凭借其专业技术本领,从生产线的烧录电脑内获取涉案车载系统的目标程序,成功保全了多个版本的涉案车载系统的目标程序,为案件之后的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仅是证据保全,财产保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侵权人隐匿财产的后路,也有利于促成纠纷的和解和责任的履行。上海知产法院在赫盛广电有限公司起诉的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中,依当事人申请,充分发挥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功能,对原告财产保全申请进行了850万元的足额保全,在此基础上当事人和解撤诉,化解了纠纷。
近4年来,上海知产法院共依法裁定支持各类诉讼保全799件,其中诉前保全92件、诉中保全707件,为案件的有效审理和纠纷化解打下了坚实基础。
同时,上海知产法院致力于建立以实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为指引,符合权利人市场预期的侵权损害赔偿司法认定机制,积极探索侵权损害赔偿的科学计算方法。
在上海鑫百勤专用车辆有限公司起诉的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中,被告在另案判决认定其享有的专利权归原告所有的情况下,故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放弃专利权的申请,致使原告本应获得的专利权灭失。上海知产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的行为属于恶意放弃专利权,应当赔偿原告的相应损失。判决结果公布后,不少企业欢欣鼓舞,认为法院对恶意侵权行为的严惩,充分体现了对权利人合法利益的保护。
2016年9月,全国人大代表董明珠在上海知产法院参加调研时就指出问题所在:企业赢了官司、输了市场。因为市场瞬息万变,知识产权案件诉讼周期长,对广大民营企业来说实在“耗不起”。
为此,上海知产法院“充分借力”,除了借技术专家的力,还借调解组织的力,借互联网的力,尽最大努力来提升诉讼效率。
日前,上海知产法院收到两封来自同一案件原、被告双方的感谢信。两家民营企业因一起发明专利侵权引发纠纷,上海知产法院审理后得知双方有调解意向,就委托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进行调解,之后原、被告双方达成一揽子调解协议,并当场在法庭上握手言和。
其实这样的感谢信,上海知产法院收到过不少,而这还得归功于上海知产法院诉前、诉中调解的灵活使用,为企业合作双赢“量体裁衣”。据了解,上海知产法院针对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技术性强的特点,与软件、生物医药等13家社会调解组织和行业协会建立合作机制,提升调解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水平,诉前、诉中调解成功率达到了30%左右。
今年6月,上海知产法院审结的一起两家民营企业之间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仅用了51天。承办法官凌宗亮告诉记者,互联网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来,考虑到被告远在重庆,且前期举证质证工作已经完成,故在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后,第二次庭审和宣判均采用远程视频方式进行,节省了当事人往来奔波的时间和费用。
“我们将坚决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大政方针和上海市委助推民营经济发展‘二十七条’意见,坚持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坚持对各类权利人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平等保护、高效保护,继续围绕破解知识产权保护‘举证难、赔偿低、周期长’等问题,加大侵权惩治力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不让民营企业‘赢了官司,输了市场’,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充分迸发。”陈亚娟表示。

金沙官网址大全金沙4787.com ,上海市杨浦区,曾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随着产业升级转型,百年“工业锈带”已华丽转身为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之一。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作为上海市4家集中管辖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之一,于近日出台了《关于为杨浦双创升级版建设提供知识产权司法保障的意见》,以优质的司法供给为杨浦双创建设保驾护航。
依法惩治侵害知产犯罪
2018年6月,杨浦区法院对一起通过网络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涉案人员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商品案件进行了宣判。该案中,几名被告人与他人结伙,自2010年起,将从广东、福建等地采购的假冒LOUISVUITTON、MICHAELKORS、OAKLEY、UGG、GUCCI、NIKE、RAYBAN、BURBERRY、AF、adidas、ASICS、ChristianLouboutin、Moncler等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大肆向境外销售,获取非法利益。2015年案发时,该售假团伙通过国际支付结算平台收取的货款已高达8300余万元,销售所得款项除用于销假活动的运营外,还用于发放工资和部分人员的分红。该案严重损害了商标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利益,社会危害性大。
为切实发挥好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作用,杨浦区法院除依法判处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至一年五个月不等,且全部不适用缓刑,还判处了5名被告人总计2100万元的高额罚金,通过依法运用财产刑打击侵害知识产权犯罪的气焰。
近年来,杨浦区法院积极参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刑事犯罪,在判处自由刑的同时,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
2018年以来,该院已对94名侵害知识产权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并依法适用罚金刑,加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代价,切实发挥刑罚惩治和预防知识产权犯罪的功能。
积极发挥临保措施作用
杨浦区法院在审理原告恒生资讯服务有限公司与原告恒生银行有限公司分别诉被告深圳恒生财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恒生财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深圳恒生财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侵害商标权、其他不正当竞争纠纷两案中,两原告同时申请诉中行为保全,要求责令三被告停止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并停止使用“恒生”或“恒生财行”作为企业名称。
对此,杨浦区法院从三被告是否构成侵犯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若不采取保全措施是否会对原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采取保全措施是否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进行审查。并考虑到三被告从事理财产品、保险产品等金融产品的销售,但并未取得银监会、保监会的相应资质,在“恒生”商标及字号具有相当知名度且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情况下,被告的使用行为极易使得公众误认为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关系,基于对原告的信任,错误地在被告处购买理财产品、投放存款。一旦因此发生兑付违约或信用危机,不但会对原告的市场声誉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更会导致社会公众的重大损失。
面对这种情况,该院立即颁布诉中禁令,要求被告在诉讼期间停止使用“恒生”字样的企业名称及相关标识,有效避免了损害的进一步扩大。
杨浦区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始终坚持通过正确把握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性质、情节和影响,积极以诉前、诉中行为禁令避免损害后果扩大。2018年以来,该院依法适用行为保全、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等措施共计17次,有效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和便利性。
提高判赔威慑恶意侵权
2017年,杨浦区法院在一起恶意侵犯公司商业秘密案件中作出了高于法定赔偿上限的赔偿判决。该案中,甲公司是德国知名制造商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在中国销售该德国企业的产品。李某、张某分别是甲公司的销售经理、产品经理。两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均约定了承担保密义务,应当保守甲公司的商业秘密。然而在一次招标中,李某在掌握对方的交易意向后,向对方谎称有另一家乙公司是该德国企业在香港新成立的子公司,并引导对方与乙公司签订了合同,“挤掉”了自己的东家甲公司。而张某则与李某串通,在此过程中负责提供备品备件及维护服务。由于李某、张某的甲公司工作人员身份,对方也未起疑。其实,乙公司并非该德国企业的子公司,其唯一的董事及股东正是李某的前妻。事后,两人均从甲公司离职。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本案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赔偿,可参考专利法中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但专利法中将这种情况下的赔偿额度限定为100万元以下,而本案中仅甲公司有证据证明的实际损失就已远超100万元。
为公平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打击恶意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杨浦区法院最终判决几名被告赔偿甲公司经济损失300万元,并在报纸上刊登声明消除侵权影响。
近年来,杨浦区法院不断提高损害赔偿计算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加大损害赔偿力度,提升判决赔偿的标准,对于权利人尽力举证其损失或侵权人获利后的赔偿请求,依法采用或积极参考。根据相关法律有关惩罚性赔偿规定的法律精神,对恶意程度较大、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充分考虑权利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大幅度增加侵权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从而既有效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与蔓延,又鼓励科创企业积极维权,净化市场,提高企业创新发展的积极性。
司法监督知产行政执法
2018年的“宪法宣传日”当天,杨浦区法院院长任湧飞担任审判长开庭审理一件要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履行义务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该案中,原告系某国际知名商标权利人,原告发现第三人某科技公司未经其许可擅自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遂以涉嫌侵害商标权为由,向被告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被告先后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第三人停止销售上述侵权商品,但不予行政处罚。原告不服,认为被告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错误,不仅应依法责令停止销售,也应责令停止侵权结果,遂向法院起诉。
庭审中,合议庭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前提下,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协商,最终行政机关在案件审理期间主动改变行政行为,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原告当庭向法院申请撤诉,纠纷终得以实质性解决。
杨浦区法院不断强化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行为的实体合法性和程序正当性的审查,积极引导行政执法机关规范调查取证、证据审查、侵权判定、责任承担等处理标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对规范行政行为及后续纠纷解决的示范效应。
走进企业回应司法需求
2018年,杨浦区法院走进科创企业聚集的创智天地、长阳创谷科创园区,设立了上海首个双创巡回审判点,为民营企业、创新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家门口”司法服务。创设以来,线上线下的双创法律会客厅的形式受到了企业的欢迎。
该院安排经验丰富的商事、知产法官在巡回审判点现场开展法律咨询,同时依托法院微信公众号,实现线上互动,提供精准、专业的司法服务,接待了“爱回收”等数十家民营科创企业的咨询。
在为“爱回收”公司提供咨询后,该院时隔数月再次走访了该企业,询问了企业发展情况和有无法律上的困难,并与创业者交流了经营过程中的法律问题。企业负责人对法院关心和支持创新企业发展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杨浦区法院不断提高融入式服务意识,让法官走出法庭,走进科技园区、代表性科创企业,深入调研,近距离、全方位、第一时间了解科创企业发展状况及司法需求,通过为企业经营诊断得到“体检表”、通过沟通了解企业的“需求表”,从而掌握科创行业发展状况,科学预判相关案件发生、发展趋势,为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做出“订制表”,以提前做好应对。
拓展双创巡回审判功能
杨浦区法院积极拓展双创巡回审判点功能,同步发挥双创法官工作室作用,积极开展法律咨询、法制讲座、模拟庭审等活动,向科创企业作出风险防范提示,增强科创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通过司法的延伸工作,一些科创企业的“成长烦恼”也得以切实解决。
就民营企业关注的商业秘密保护、反不正当竞争、依法开展公司治理等问题,杨浦区法院多次在巡回审判点组织企业代表观摩由真实案例改编的模拟庭审,并在庭后进行法律宣讲。
2019年3月,在巡回审判点的模拟法庭内,来自科创园区、企业和知识产权调解委员会的数十名人员旁听了改编自杨浦区法院办理的一起真实的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纠纷案例的模拟庭审。
该案“被告”“三胜”公司在销售、宣传中将其生产的排插与原告“某牛”品牌排插的内部构造、性能进行对比。“原告”认为“被告”的片面对比易使一般消费者误认为“原告”生产的排插质量差,损害了其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合法权益,故提起了诉讼。
模拟庭审中“原、被告”针锋相对,展示了案件争议焦点,引人入胜。模拟庭审结束后,法官依据法律规定分析了案情,说明了判决结果及理由,并向企业解释了法律上如何认定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的要点。在场的企业人员踊跃提问,并表示观摩模拟庭审后受益匪浅,在今后的经营中要更加注意避免此类法律风险。该院通过组织观摩庭审,发布审判白皮书、司法建议,以案说法等形式,既营造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围,又切实帮助了民营企业解决困扰发展的难题。
如今,杨浦区法院服务双创工作已初见成效。该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于2018年荣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被国家版权局授予“2017年度查处侵权盗版案件有功单位三等奖”,并荣立上海法院2018年度个人一等功、荣获“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一件案例入选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今后,司法服务双创工作还将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下一阶段,该院还将依托巡回审判点,开展涉双创相关法律问题的调研,举办双创与司法保护研讨会,总结依法保障服务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规律,并着力培养一批双创审判专家型法官,为杨浦打造有影响力的双创示范基地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