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攀岩馆是我开始学习攀登的地方,珠峰南坡攀登者沿路绳向上攀登

谈到接触登山,王学峰说:“学院第一次组织爬山时,我爬到山顶后觉得自己特别辛苦特别累,我在山上告诉自己,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爬山。”

攀登者通过昆布冰川。何玉龙/供图

在海拔8400米左右的地方,张俊听到有人呼喊的声音,前面一个登山者已经躺下了,后面一个男性登山者在呼喊。张俊听不懂对方在喊什么,只能勉强分辨出其中夹杂的“help”这个单词,根据对方的登山服,他猜测他们应该是来自印度的登山者。当时周围已经几乎没有登山者了,张俊确定对方是在向自己呼救,王金霖让张俊去救他们,张俊说,“我连你都救不了。”

他俩告诉记者,两个人是在攀登过程中偶遇的。作为一名高山摄影师,王学峰攀登珠峰的任务,是拍摄一部关于登山者的纪录片,回想起那段经历,他表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登顶那天风特别大。我曾幻想过拍摄无数种登顶的镜头,欢呼、兴奋、拥抱,但在登顶的时候,内心一点波澜都没有,站在上面时,考虑更多的是怎么样才能安全下撤,当时我的氧气已经用到最后一瓶了,很怕在下撤途中氧气就没了。”

在8844米的漫长路程中,他们要经过海拔5800米的过渡营地、6500米前进营地、7028米的一号营地、7790米的二号营地和8300米的突击营地。

从C4营地出发,攀登者需要先经过一段30度左右的雪坡,45度左右的雪岩冰岩混路,随后到达8400米左右的阳台,几乎所有登山队都会在那里放置备用氧气供置换。阳台过后沿着南峰山脊,汝志刚发现,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堵,如果C4营地之前大家只是走动缓慢,那么到了最后的冲顶阶段,很多地方都挪不动了。但即使站着,氧气流量也需要开着,最多调小一点,这意味等待的每一分钟,氧气都在流逝,而在8000米以上的地带,氧气等于生存机会。

作为最后一批上山和最后一批下撤的登山者,他和客户共同经历了珠峰的“大堵车”。逯海川介绍,“那天人很多,登顶人数多达270人,我们在靠近顶峰的希拉里台阶堵了近3个小时,这对我们的身体素质是极大的考验。”

“登顶的时候大家不会有特别大的情绪波动,因为是一步步、一点点走上去的,所以那个激动并不是一瞬间、一下子从0到100。自己每走一步都更靠近山顶,情绪会更高涨一点,但那种情绪的高涨更多的是给你一种往下走的动力。”魏伟说,“登珠峰十万步,每一步都算数。”

来自西安的范波是今年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者之一,他和自己的10名队友4月下旬就到达了海拔5365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在范波的队伍前后,全世界的珠峰攀登者陆续汇集起来。大本营就在昆布冰川边缘的碎石滩上,如同一座流淌的彩色帐篷城市,在大本营边缘的高处,已经可以遥遥看到珠峰线条硬朗的山体。尼泊尔当地的探险公司会为大本营的所有登山者提供全套服务,包括申请登山许可、保障后勤、提供夏尔巴向导和救援。夏尔巴是一个常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4000米海拔左右的高山民族,从人类攀登珠峰开始,他们就开始为外来攀登者提供向导和协作服务。大本营的生活并不艰苦,这里可以喝到咖啡,吃到新鲜水果,享受到火锅在内的川菜,当然,并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人们靠斗地主、看书、断断续续上网和互相串门打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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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山鹰社想以登顶珠峰的仪式为母校庆生。他们为此准备了3年,并争取到了来自学校和校友的经费支持。

本文转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标题《遭遇珠峰拥堵》

攀登珠峰时,两人在山上待了近50天,为了拍好一个镜头,王学峰重复了不下十次。王学峰告诉记者:“爬上珠峰是一个经历,但它仅仅是我心中的一座山,不能代表我的所有目标,还有太多的户外运动,吸引着我去尝试。”

路上,他们偶尔能看到下撤的人,那些得了高山肺水肿或脑水肿的队员被防潮垫裹着、绳子捆好,由几名夏尔巴人拖拽着下山。

大多数人在C3营地休息一整晚后,于21日下午到达C4营地。在必须经过的洛子峰C4营地下方和左侧,包括来自中国的登山向导张俊和范波在内的很多登山者都看到了两具遗体。遗体看起来是近期逝者的,其中一具已经被塑料裹好,等他登顶回来时,已经不见了,另一具直到他们下山,依然躺在雪地上。

王学峰向记者分享,高山摄影师这个职业在国内刚刚起步,这次攀登珠峰,他谈了几家赞助商,用拍摄纪录片的方式,换取登山费用。他介绍,自由登山者去攀登珠峰,大概需要花费约2万美元,而邀请一位高山向导一同攀登珠峰,例如像逯海川这样的向导,则需要花费约8万美元。

大本营里,年轻人偶尔看书看剧弹吉他。“其实挺难受的,因为有高原反应,早晚特别冷,中午又闷热,没那么有意思。”队员夏凡坦言,咳嗽、鼻子出血等都被视为“小毛病”,关注和管理好自己的身体是他们每天要做的事。

来自安徽的中国登山者汝志刚也是4月中旬到达大本营的,他是一名环球旅行家,和所有的登山者一样,在大本营等待期间,他做过一次拉练,是和另外10多名登山者一起进行的。按照计划,那次拉练中所有人都应该到达7300米的C3营地,但最终只有4个人完成了。而拉练没有完成并不意味着失去正式的登山机会,汝志刚向本刊解释,登山队并不强制队员完成拉练,只是为向导和登山者之间提供互相观察和配合的机会,并让他们更好地适应高海拔低氧、低气压的环境。

在王学峰看来,在珠峰没有成功与失败,只有生与死,人的生命变得无比脆弱,甚至昏睡都会夺走性命,危险来得悄无声息,过程惊心动魄。

北大山鹰珠峰队安全回到珠峰大本营,人群已经在迎接他们。除了开心,夏凡隐约间有种盛宴将散的伤感。对他们来说,登珠峰更像是一个项目,从城市里的训练走到珠峰脚下。

根据天气预报,新的窗口期出现在21日至23日,只有三天。往常窗口期长的时候,夏尔巴之间会用公共频道协调,让各个登山队错峰出行,但今年的窗口期太短太短了,松散的协调失效。登山队之间各自行动,多数都选择了气温相对最高、风速相对最低的中间这一天,即21日从C4营地出发,22日冲顶。汝志刚与范波所在的两支队伍也选择了这一天,他们分别在18日凌晨1点和2点出发,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拥堵,他们的一些队友准备了8瓶氧气,这些氧气会由夏尔巴事先运到山上,存放在不同的节点位置,根据过往经验,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只配备6瓶。

这件事情给了逯海川很大的触动,“登山时遇到这些情况,你才会发现生和死原来这么接近,那一刻感觉自己很渺小。”从此以后,逯海川下定决心,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有能力把别人带上去,也要有能力把别人带下来。

他在下撤时遇见“像穿成串儿”的登山者,还同正在上山的何玉龙打了招呼。上山与下撤使用着同一根路绳,下撤的人解开自己的锁具向下扣,上山的人将腰间的上升器向上推。短暂的瞬间,互不认识的人都会拉拉手,互相拽住对方腰间的安全带以形成保护。这是王学峰在山上体会到的温暖的举动。

坏消息还不止这些,从4月下旬到5月中旬,喜马拉雅山系多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之上都有人遇难,至少包括:8586米的干城章嘉峰,2名;8516米的洛子峰,1名;8563米的马卡鲁峰,3名;8201米的卓奥友峰,1名。范波所知道的一名马来西亚登山者Wui
Kin-chin,登顶8091米的安娜普尔纳峰后,下撤途中在海拔7700米处遭遇危难,独自生存40多个小时后获救,但回到新加坡后依然不治身亡。和珠峰不一样,这些都是没有成熟商业攀登路线的雪山,遇难的大多都是更专业的登山者。这些遇难对珠峰的攀登者来说,是坏消息,但不是阴影。

而向导则一直在劝他,“再走走吧,眼前就是顶峰了。”看到王学峰氧气面罩出故障,向导直接将面罩给了王学峰,开始无氧攀登。

李伟在这里患上了咳嗽,这差点拦住他登顶的脚步。

2019年的珠峰登山窗口期晴朗平静,却成了这座山峰有史以来最致命的登山季之一。截至目前,遇难人数最少达到了11人,其中9人在尼泊尔一侧的珠峰南坡遇难,其中许多人有丰富的登山经验,这让人直觉地感到,事故也许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登山门槛过低和拥堵。今年有69名中国人申请到了珠峰南坡的登顶许可,他们全都平安下撤,我们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希望还原,在8000米以上的空气稀薄地带,到底发生了什么。

编辑: 许萌萌

珠峰北坡大本营,北京大学珠峰登山队的队员们已开始了适应性训练。唯一的女队员魏伟将“散落”在珠峰上的营地称之为“家”。

史无前例的许可证数量

逯海川耐心对客户进行引导,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和客户终于到达C4营地。“一路上我们遇见了在雪地里喊救命、说胡话的登山者,也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垂死挣扎和对生存的渴望。那些场景对逯海川而言,十分震撼,“那时候,活下去是唯一的目标,到C4营地的时候,感觉力气都被抽光了,无比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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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登顶后活着

逯海川和王学峰有很多共同点,皮肤黝黑、身材健硕,都是东北人。谈及选择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读书,他俩都表示,“希望从家乡走出来,到更多的地方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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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者从珠峰大本营挺近昆布冰川,这也是珠峰南坡登顶路线最危险的一段

日前,电影《攀登者》热映,引发全民关注。电影讲述的是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历经磨难,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故事,影片不仅还原了珠峰的雄伟壮丽,也让观众看到,登山者在攀登时遇到的重重阻碍、困难,面对极度恶劣的天气,登山队员迎着凛冽寒风,直面生死挑战,最终完成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王学峰记得成功登顶返回大本营时,一名队员在冰裂缝前害怕地哭了起来,不管旁人怎么劝都不肯把脚迈上铝梯。

一个说法是,在世界著名的雪山攀登中,珠峰并不难。一名登山爱好者告诉本刊,他经常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又成功登顶珠峰了,这会给他一种感觉,“我明明比他强,为什么他都可以,我不可以?”但汝志刚在完成登顶后的感受是,如果从攀登技巧的角度评论,攀登珠峰的确不是最难的,这里有成熟的攀登路线,一些冰壁看起来非常陡,但踩的人多了,后来者顺着脚印上下就可以走。汝志刚自己可以熟练地使用上升器、下降器这类攀登工具,他的夏尔巴向导比他更熟练,大多数时候,这类操作他会让自己的夏尔巴向导代劳。但另一方面,和很多的攀登者一样,他很快就发现,因为垂直距离上升快,路途遥远,作为世界最高的山峰,珠峰对攀登者体能的消耗和考验是其他很多雪山不能相提并论的。

东北少年南方求学,大学时培养攀登兴趣

“一边是陡峭的山脊,一边是万丈深渊。你从这个地方掉下去,可能得三四天才能落地。”攀登前,有队友打趣道。

登山者在海拔6400米C2营地看晚霞

南方都市报记者 王靖豪 实习生 洪晓可 徐智 刘晓慧

这名夏尔巴人不停地鼓励他:“坚持一下,你可以的!”

登山者们早早到达珠峰大本营,一是为了训练和适应高海拔气候,二是为了等待窗口期,精确的天气预报只会提前一周出现。今年的第一个坏消息是,尼泊尔政府发出了史无前例的381张登山许可证,每张许可证背后,除了登山者本人,一般还会有最少一名当地向导或协作,这意味着整个登山季会有上千人出现在南坡的登山路线上。

攀登珠峰险象环生,危机四伏,防不胜防,王学峰告诉记者,冲顶珠峰时风很大,连体羽绒服因为频繁拉动拉链,加上呼出的空气,拉链直接被冰冻住了,拉不上拉链,他的胸口非常冷,就在8500米的位置,感觉到自己氧气不足、体力不支,“就快坚持不住了,在攀爬过程中见到了登山者遗体,我的心态瞬间崩了。”王学峰告诉向导:“我们下撤吧,我吸不上氧气快不行了,我不想登顶了,我的氧气即使够登顶,也不够下撤了。”

“能把Don的遗体运下山吗?”何玉龙问。登山公司回复他,可以,要100万美元。空气稀薄,直升机无法飞到这里,需要组织四五位夏尔巴人上山到海拔8750米,这相当于又一次的攀登。而且窗口期即将结束,再上山面临的危险不可预估。

另一名印度籍遇难者Kalpana
Dash是一名律师,2008年曾登顶过珠峰,也是印度少数民族奥里雅组首位登顶珠峰的女性,根据维基百科,她遇难的地点在8400米阳台更上方的某处,汝志刚遇到的印度登山者有可能就是她。

逯海川告诉记者,来到学校后,他发现学院有三个专业可以选择,高尔夫、户外运动和健身。一开始,逯海川选择高尔夫作为自己大学的学习方向。“后来在大学期间接触了登山,我喜欢那种在攀登过程中,探索未知的刺激感,学校的攀岩馆是我开始学习攀登的地方,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周都会爬学校周围的山。”

事实上,攀登者不会落到山脚。几乎每个登珠峰的人都见过被风雪掩埋的遇难者遗体。

另外,这次珠峰攀登的遇难者当中,无论南北坡,除了尚未登顶就在昆布冰川遇难的美国登山者以外,所有人都是登顶后在下撤途中遇难的,有媒体直接将之形容为“傻子都能登上珠峰,关键是要活着回来”。一名中国登山者于水向本刊描述自己的感受:“你知道在山上死多舒服吗?你往那一坐,晒着太阳,睡一觉,你就死了,死比活容易太多。”因此,在下撤的途中,她绝不敢让自己睡着,有的时候,她的夏尔巴向导坐在一边休息,她都会站着等对方,她甚至不敢坐下去。

可命运又开了一个十分谐趣的玩笑,明明不喜欢,却给了他一个重新认识登山的机会。虽然是学体育,王雪峰却对摄影有着浓厚兴趣,经过系统性的学习,他去了一家户外运动公司当摄影助理,其间爬过许多雪山,大二的时候,偶然得到公司给予的机会,跟随剧组去珠峰拍摄一档真人秀节目。

他和队友看到了遇难者遗体。看起来,那只是一个在休息的人,可“活着的人怎么会露一截肚皮在外面”。

范波与他的夏尔巴向导在珠峰顶

这并不是王学峰经历的第一个生死瞬间,成功登顶后,大部队下撤到C4营地,王学峰和一名印度登山者一起在帐篷里休息,筋疲力竭的他一下就昏睡了过去,猛然间,他被一阵抖动震醒,王学峰醒来一看,旁边的印度人身体抖动得十分厉害,瞳孔正在逐渐放大,他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将自己的睡袋盖在印度人的身上,找来了自己的向导对他进行急救。“大概做了20多下心肺复苏,印度人逐渐恢复意识,慢慢地可以说话了。”

进了帐篷,三个人哭了起来。王学峰对着镜头说:“我不知道明天自己的状态怎么样,我可能不会登顶,但我一定会平安地回来。”

范波、汝志刚和于水都是22日比较早从山下就往下撤退的,张俊晚一些,他的客户王金霖年纪比较大,向上攀登时速度较慢,因此,下撤时,他们几乎已经是当天的最后一波攀登者了,那时实际上不到上午9点。张俊说,在他过去两次珠峰登顶的经验里,有时直到中午12点都还有人登顶,但今年因为考虑到拥堵情况,所有人都出发得很早,并早早完成了登顶。因为缺氧,王金霖在下撤时出现了视力模糊,张俊紧急叫了山下的领队派出夏尔巴上来救援,同时搀扶着张俊缓慢往下。

回想起攀登珠峰的经历,逯海川曾这样表述自己在登山时的恐惧,“恐惧主要来源于你对山上发生的事故一无所知,为什么这个人会被留在山上?这种恐惧在攀登过程中会不断提醒自己,对信心有影响。”不过,他也很欣慰,“自己很幸运,赶上了一个很好的窗口期登顶,既保障了客户的人身安全,完成了使命,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这种幸福感很满足。”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顶。与南坡设置不同,珠峰北坡大本营设立在海拔5200米处。

根据媒体报道,有夏尔巴试图维持寻找更高效的解决办法,比如先上30个,再下30个,但方案失败了,没人遵守。当然,有些人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名中国的登山者因为在希拉里平台处等待时间过长,完全陷入了意识模糊,在长达10多分钟里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那是缺氧造成的。汝志刚在希拉里台阶堵了快一个半小时,才最终上到峰顶,他登顶的时间是7点20分。

关于爬山,逯海川说道,大学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在大三那年,他带队去爬位于青海格尔木南6178米的玉珠峰时遇到的危险,“我们在攀登过程中遇到了暴风雪,在山上等了半个小时后,教练决定下撤,当时我是队里的助教,要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下撤时,我发现有个女孩掉队了,我找到她时,她的意识已十分模糊,我拉着她躲到一个小山坳里,坚持了七个多小时,救援队才发现我们。”

过了海拔7000米,何玉龙穿着“不影响攀登的最厚的衣服”行进,还觉得冷。他需要走五六步就停下来,喘几口气,他有意识地活动着手指和脚趾,以免冻伤。

到达C2营地后,所有登山队会就地修整一天。汝志刚所在的队伍是20日凌晨4点从C2营地出发前往海拔7315米的C3营地,途中从海拔6900米攀登洛子壁开始,攀登者开始使用氧气。洛子壁是一片45~55度之间冰冷雪坡,它会一直延续到海拔接近8000米的C4营地。在汝志刚看来,从C2到C4中间,洛子壁几乎是整个攀登中最难受的一段,他开始喘起来,氧气阀开着,但感觉跟没开一样,冰爪磨在岩石上会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令人狂躁。珠峰也看不见了,那个目标隐没起来,攀登变得极度枯燥。范波则在攀登洛子壁的后半段感觉双腿像灌了铅一样,他需要艰难地向前挪动。因为人多,行进队伍依然是缓慢的,但缓慢甚至让很多人感到相对舒适,因为可以停下来喘口气。当时,他们都认为拥堵依然在预料的范围内,应该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王学峰说:“希望大家能多尝试,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就像我选择了高山摄影,把喜欢的事情做到最好,这样才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大本营并不远离死神。2015年雪崩曾将大本营淹没。尼泊尔发生的8.1级地震导致普莫里峰雪崩,至少19人在此遇难。

短暂的窗口期

谈及两人从大学相识,到走入工作的变化,王学峰笑称:“逯海川大学的时候最胖有170多斤,自从接触了户外运动后,他瘦得像条竹竿。”逯海川则坦言,王学峰从接触摄影开始,就一直很执着,生病了也在坚持拍摄,这是一种真正的热爱,“在攀登时,他不仅要照顾好自己,还要把整个队伍的影像记录下来,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大家都在适应海拔,也有有钱人坐直升机飞到加德满都休整,等待好天气“窗口期”的来临。

汝志刚和他的夏尔巴向导

王学峰向记者分享了自己刚来大学时的感受,“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当一个篮球明星,因为我从十岁开始打篮球,可当我来大学后发现,学校打篮球打得好的人太多了,我根本排不上号,所以刚来大学没多久,我的篮球明星梦就打消了。”

2019年5月20日,王学峰登顶后浑身在发抖。他没有看登顶时间,因为除了走路和呼吸,他不想做任何动作。他的单反和四五个备用相机拿出来就“挂”了——冻得无法开机。他没能按计划为队友拍摄登顶的画面和视频。他觉得自己像做错事的孩子,毕竟登山公司请他拍摄才免了大部分费用。

根据本刊采访的多位中国登山者的印象,近几年珠峰登山这种最多的就是印度籍,一个原因是印度军方从多年前就开始支持印度军人、警察的珠峰探险活动,还组建过女子攀登队。范波说,在攀登对的队伍中能够很明显地看出哪些是印度军人、警察,他们不光着装一致,在拥堵路段,还明显地列队整齐;另一个原因是,印度人向尼泊尔官方支付的许可证费用比其他国籍的登山者更低,这件事没有官方信源,探险公司也否认了这件事,但数位互不认识的登山者都向本刊证实,印度人拿到许可证的费用的确更低,虽然不清楚具体数额,但营地许多人包括夏尔巴都知道这件事,这可能也是印度籍登山者越来越多的原因。除了珠穆朗玛峰,今年喜马拉雅山系其他雪山登山遇难者当中,印度籍登山者也是最多的。

“还有很多户外运动,吸引着我去尝试”

这次攀登中,何玉龙失去了1位队友,3名队友截肢,1名患上雪盲。有受伤的队友在6400米的营地坐直升机离开。

但和川藏队几乎同时出发的国际队传来了坏消息,这支队伍里两名队员遇难了。根据外媒报道,一名39岁的爱尔兰登山者在登顶后的下撤途中,于海拔8300米左右的地方滑落,往下滑坠了500米身亡。这名登山者是一位大学教授,曾攀登过包括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山在内的众多山峰,40岁以前登上珠峰是他的梦想。登顶后,他给自己正在怀孕的妻子发出了最后一条短信,他说“我做到了,我要回家了”。他的夏尔巴向导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脱离路绳。另一名28岁的遇难者Ravi
Thakar来自印度,他同样已经成功登顶,且返回了C4营地,按照常理,那几乎已经意味着安全了,但在C4营地休息了一晚后,他的夏尔巴向导发现,Ravi
Thakar已经在帐篷中停止了呼吸,他可能死于突发疾病。

结束珠峰之行以后,逯海川启程前往法国,继续带客户攀登雪山,当谈及有什么话想分享给年轻的大学生时,他说,“爬山这种运动与人生十分相似,一点一点积累,一步一步攀登,脚踏实地,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与队伍会合后,王学峰发现,这支由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希腊、加拿大共12名队员组成的国际队并不像传说中的“都是富佬”。他们“只是衣食无忧,能有这笔登珠峰的钱”。

从印度女队员身边刚刚过去,汝志刚就听到后面传来一声大叫,随即有什么东西朝下方的汝志刚这边滚来,他下意识地跳了起来,发现从他脚边滚过的正是那个印度女队员,她在前方被绳结拦住了。那个女队员拖着路绳,把同在路绳上的汝志刚也绊倒了,汝志刚的羽绒服还被她的冰爪划破几个洞,羽毛飘飞。汝志刚向上看,发现她的两个夏尔巴向导还在上方,显然也被吓到了,赶紧下来。在后来汝志刚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两名向导拉着印度女队员的左手试图往上拽,但女队员的身子直往下滑,双腿和右手在雪中挣扎了几下,看起来已经没有一丝力气了。

当谈到攀登的情况时,逯海川说道:“下撤过程中,我的客户心态崩了,在山顶下来的时候,走了十分钟就说走不动了,我知道不能停留太久,否则一旦氧气耗尽,我们会被永远留在山上。”

但直到出发前两个月,他还没能凑够一半费用。有赞助商为他提供了攀登需要的全部装备,总值近5万元,“光一套连体羽绒服就9999元,高山靴也要1万元”。

实际上,张俊第一年攀登珠峰时,曾在8600米左右的位置实施过救援,准确的说法是,当时他和自己的客户都状态良好,不需要夏尔巴的协助,因此让自己的夏尔巴去援救了两个已经昏迷十来个小时的尼泊尔人和巴基斯坦人。但这一次,他做不到,因为他发现王金霖的意识已经有些涣散。更糟糕的是,他们当时赶上了同队中的另一个队友,那名队友的状态同样不容乐观。如果张俊的猜测信息无误的话,向他呼救的可能正是那对印度夫妇。

今年5月,逯海川带着客户,一起向“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逯海川告诉记者,“我的客户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7+2’,即七大洲的最高峰和南北极的极点,才来攀登珠峰。攀登珠峰是一点一点练成的,我们得了解你在不同海拔下是什么状态,所以我们爬山是5000米、6000米、7000米,逐步增加的。”

珠峰大本营,队员贴面膜休息。何玉龙/供图

范波是在5月18日得到Ravi
Thakar遇难消息的,当时他已经和队友一起准备从大本营出发了。范波认识Ravi
Thakar,因为两人所在的登山队使用了同一家尼泊尔探险公司的服务,所以两支队伍的帐篷离得很近,Ravi
Thakar经常到范波他们的帐篷里找人聊天,范波记得那是个精干的小伙子,皮肤黑黑的,外向,善谈,爱笑。

日前,两名珠海大学生逯海川、王学峰先后成功登顶珠峰,他们都是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运动休闲学院。逯海川毕业后成为了一名高山向导,王学峰则成为了一名高山摄影师,巧合的是,两个人既是同学,又共同攀登珠峰,但是直到登顶前才偶遇,也为这次登顶增添了一份意趣。

过了昆布冰川,队伍进入西冰斗——一段“很长很缓的大雪坡”。这是最不危险的地带。完成这一段,他们将在海拔6400米的营地休整。

这让人想起《进入空气稀薄地带》里面的一句话:“虽然几小时之后我们将作为群体离开营地,然而在攀登的过程中我们却是作为个体去行动的,既不通过登山绳也不依靠深厚的忠诚与他人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将为自己行事。”

王学峰在珠峰大本营营地生活了两周,每天看着美丽的日出日落,观察着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登山者,他们步伐坚定,一批一批朝着目标攀登,此时,他对爬山又有了新的理解,而攀上珠峰这件事,也在他心底一步步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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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珠峰的另一条成熟商业路线位于中国境内的西藏一侧,但中国的审核和管理严格,攀登珠峰,必须有登顶8000米以上高峰的经验,提前三个月向国家体育总局申请报批,基础费用为每人45万元人民币,且每年会将登山总人数限制在300人以内。而尼泊尔一侧的南坡门槛明显低得多。来自中国的登山向导张俊告诉本刊,今年的价格最低已经被压到了2万多美元,其中包含尼泊尔政府收取的1.1万美元登山许可证费用,而在2014年以前,光是政府收取的许可证费用就达到25000美元。尼泊尔政府虽然要求申请者必须有过6000米以上高山的攀登经历,最好有8000米以上的经验,但报名时只需要提交体检表和经历表,经历表并没有强制验收,也没有核实,部分登山公司几乎来者不拒。

攀登珠峰历经生死瞬间,第一次感觉生命如此脆弱

随后的攀登路上,他在摘面罩和戴面罩中循环,这耗掉了他很多体力。打头阵的他慢了下来,直到其余队友全部超过他。

也有登山队伍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拥堵,选择了紧跟修路队,在第一个窗口期登顶,选择这个激进策略的包括一支中国登山队川藏队和一支国际登山队。根据媒体报道,川藏队甚至自己带了路绳、岩钉、雪锥,如果路绳还未被修好,就自己动手,川藏队的所有成员最终都成功回到了大本营。

毕业后,逯海川成为了一名职业高山向导,曾带队登顶国内外高海拔雪山30余次,登顶过的山峰包括四姑娘山大峰、二峰、三峰、玉珠峰、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等。

“大家的环保意识很强,这些应该不是故意扔在这里,而是根本没有能力带下来。”何玉龙观察到,有探险公司组织人上山捡垃圾,而且为了鼓励登山者保护环境,大本营门口有专门收垃圾的地方,按公斤称重后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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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顶峰下来,李伟像醉酒一样,走不稳走不直,最后昏在帐篷门口,他不记得自己的高山靴、冰爪是谁帮忙脱下。迷迷糊糊中他感觉到有人喂他红糖姜茶水。一整夜,有人不时拿手指在他鼻孔上试,看是否还有气息。

2019年第一个窗口期出现在5月16日至18日左右,准确来说,这个窗口期指的是从海拔8000米的C4营地冲顶的窗口期,而从大本营到达C4营地还有4~5天的徒步攀登路程。所有人都知道第一个窗口期出现了,但当时一是山顶风速仍然较大,更重要的是路绳还没有修好。每一年,当地的登山公司都会集资邀请夏尔巴重新修整和固定这条唯一的安全路绳,在无法确定路绳状态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登山公司都不敢冒险。

海拔8680米至8720米,近乎垂直的4米高的岩壁被称为“第二台阶”,队员踩着铝合金梯子向上攀登。那些路绳“最老的可能在山上待几十年了”。

因为上行和下行的人需要用同一根路绳,大家必须交替使用,使用的方式是,一个人紧贴着路绳不动,另一个人先解开自己身上的两个安全锁扣中的一个,绕过对方的身体,挂到另一边的路绳上,然后回头解开前面一个安全锁扣,然后几乎以拥抱的姿势跨过对方。希拉里台阶很难上,很多攀登者很久都无法使用上升器把自己拉上去,希拉里前后的路又太窄了,有的地方仅容一只脚站立,那些上不去的人无法得到帮助,他们艰难操作的时间里,其他人只能等着,另外,人群混乱地交错上下也极其浪费时间,那种情形如同一条单行道上发生了双向堵车。

从加德满都出发,只有两列座椅的小飞机降落在海拔2845米的小村卢卡拉。

范波跟汝志刚登顶的时间差不多,在路过到达希拉里台阶底部之前,因为一支印度队伍刚从希拉里台阶下撤,让范波得到了“超车”的机会,他记得自己在那里超过了3个人,他无意中关注了一眼,事后才知他就是美国登山者Donald
Cash,从外表当时对方看不出任何异样。但根据外媒报道,54岁的Donald
Cash在8点过后登顶珠峰,很快出现抽搐,他的两个夏尔巴立即为他实施了心肺复苏,增加氧气供给,之后向导将他带下了希拉里台阶,但两个多小时后,他还是没能醒过来。珠峰是Donald
Cash“7+2”挑战项目的最后一站。

“我当时就蒙了,如果他下撤,我也一定要下撤,可是我离山顶这么近了,下撤还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即便自己身体状态良好,他也不能接受自己独自面对剩下近200米未知的风险。

汝志刚比他早一点,7点钟就出发了。差不多是从C4开始,他开始感到强烈的身体变化,在大本营时,他的帽子明明是合适的,但现在,帽子开始频频往下掉,他的肚子上如同有人用绳子在勒着,使得他的腹部快速和后腰贴近,他并不饿,缺乏氧气和低气压让他的消化系统几乎停止了工作,但他需要能量,他的肌肉和脂肪在快速流失,他的脸和肚子都干瘪下去。他感到很难受,要弯着腰走,但他知道,他还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变化,这是好现象,更多的人则会变得麻木,除了疲惫,可能根本无法察觉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

通常情况下,登山用的绝大多数物品由牦牛或直升机送抵大本营,队员们只背常用物品,穿越分散在喜马拉雅山脉周围的夏尔巴村庄。

全世界的不少高山全年都可攀登,但珠峰不是,珠峰每年的窗口期只有几天到十天不等,大部分集中在5月20日前后,5月初往往会产生小窗口。只有在短暂的窗口期内,这座山峰8000米以上的部分气候才会相对平静——气温不是那么低,风速也不那么高,从而变得可以接近。过去的2018年是个好年份,窗口期达到了11天,各个登山队都有充分的时间协调登顶日期,有人形容“大家都悠闲,像放假一样就登顶了”。但这种好运气没有延续到2019年。

海拔8300米左右,李伟的一只眼睛突然看不见了。他开始想放弃,甚至想过会不会死掉。“再坚持一下。”他给自己鼓劲儿。

汝志刚在珠峰顶拍了很多照片、视频,但他在那里待了半个小时后,就匆匆下撤了,下撤途中,他再次在希拉里台阶处被堵了一个半小时。那时候路上已经开始接连出事了,在8700米左右的位置,汝志刚看到一个身穿黄色登山服的印度女队员,坐在路绳结点处,嘟哝着说胡话,来回比划双手。汝志刚差点踩到她,但对方完全没注意到。

海拔8790米的希拉里台阶上,穿着醒目颜色羽绒服的人排起了长队,一面是万丈悬崖,一面是一个冰岩石结合的断面,断面之外又是悬崖。

珠峰大本营的夜晚

王学峰选择了跟随尼泊尔一家公司攀登,虽然这家公司刚成立不久,但是老板有过不携带氧气瓶攀登8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为该公司拍摄视频而免去部分登山费用。

第二天,汝志刚回到C2营地休息时,听说那名印度女队员已经遇难了,他不太确定遇难者的身份。实际上,在今年的珠峰南坡9名遇难者中,有4名印度籍遇难者。除了5月17日遇难的Ravi
Thakar,还有两名女队员Anjali S Kulkarni和Kalpana Dash,其中Anjali S
Kulkarni是和丈夫一起前来攀登珠峰的,在登顶后下撤到阳台附近体能耗尽遇难,遇难时,她的丈夫Sharad就在她50米以外,但无能为力,他的夏尔巴向导不得不把Sharad拽走,否则他也将在山上遇难。为了准备这次珠峰攀登,这对夫妇双双辞职一年了。

撑到8500米时,他终于向自己的夏尔巴向导说,“我要下撤”。

范波的一名女性队友德吉梅朵在C4营地放弃登顶了,她从C2营地开始就严重缺乏睡眠,到C3营地时又逢生理期,花了11小时才到达C4,如果她继续冲顶的话,意味着她只能休息2个小时,又要开始长达20个小时左右的攀登和下撤。她有10多年的攀登经验,成功登顶过四姑娘山三峰、雀儿山、慕士塔格峰、尼泊尔岛峰等雪山,她为这次攀登珠峰已经做了多年准备,她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登顶,但她当时的身体状态她自己清楚,她必须有勇气选择放弃,事后来看,德吉梅朵的这个决定无比正确。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在珠峰,放弃,永远是比冲顶更难做出的选择。

“两侧浮冰大的有几层楼高,随便一块砸下来,大家肯定就没命了。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这里。”何玉龙说。大部分时候,他们通过这里需要4-5个小时。

根据张俊的经验,那个向他们呼救的登山者如果能坚持往下走,还有希望活下来,在下撤的路上,每往下挪动一米,生的机会就多一分。但他不抱乐观态度,那个登山者身边虽然还有队友,但只有一个夏尔巴了,并且没有多余的氧气。“一个人在上面垮掉了,没有四个人带不下来。”这句话成立的前提是依然有氧气,并且,带下来的意思是,那些关键的部分,都需要登山者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拼过去,比如垂直高度超过10米的希拉里台阶,比如两侧都是万丈深渊暴露感极强的南峰顶,比如8600米处覆盖着冰雪的巨大岩石。自己拼过去了,别人才能帮到你。张俊说,王金霖的性格里挺刚的,他拼过去了。

从南北坡完成4次登顶珠峰的王静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卫星技术只能预测风雪的到来,但在具体的时间和规模上都会有误差。“大窗口各队都能抓住,但是对小窗口的捕捉各不相同。所以,能否根据卫星技术及山里具体气候作出最后的准确判断,是测试登山领队水平的一块试金石。”

汝志刚花了整整10个小时才到达著名的希拉里平台底部,这是一段通往珠峰峰顶的的岩石断面,高约12米,近乎垂直,一侧是陡峭的岩壁,另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攀上希拉里台阶,珠峰顶就触手可及了。汝志刚到希拉里台阶底部的时候,已经有更早登顶的人在返程了,他发现自己完全动不了了。

他一手扶着冰壁,一手操作着主锁,借着冰爪踢向冰壁的力迅速完成“超车”。这个动作极其危险,但他不想在寒风凛冽中继续等待,消耗着氧气和体能。

第一段路程是从珠峰大本营到达6400米的C2营地,其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经过昆布冰瀑,这条冰瀑长约4公里,又被称为恐怖冰川,冰川中心每天都在发生位移,使得这里经常发生冰崩,到处都是破碎的冰舌、倾斜的冰塔、深达几十米甚至深不见底的冰裂缝,在沿着路绳过一些垂直的冰壁和冰裂缝时,已经需要排队等待了,一些不熟练的登山者需要花很长时间攀爬,跨过梯子。汝志刚记得,他路过昆布冰瀑时,远处还发生了雪崩,巨大的轰隆声和滚滚白雾让所有人的神经都变得紧张,队伍的整体行进速度并不慢,大多数队伍都在18日午间到达了C2营地,并将在那里休整一天。

在南坡和北坡攀登的4支队伍都没有签“生死协议”。

人人都知道,尼泊尔一侧的珠峰南坡攀登人数在年年上涨,登山者是不可控的,但大多数人别无选择。

何玉龙已经站了40分钟。实在冻得不行了,他拍了拍前面印度姑娘的肩膀说,“继续向前走。”印度姑娘扭头问他,“告诉我,我该怎么走。”

记者/王海燕 严岩

大家的视线里只有头灯打出来的一束光、路绳和自己前面藏族协作的脚印。

最早的遇难出现在4月20日,早在大规模攀登开始前。那是一名35岁的美国登山者,有人在冰裂缝里发现了他的遗体,没人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他是单独行动的。这样的遇难在珠峰太常见了,几乎不会引起任何讨论,那时候,大多数的登山队伍才刚刚开始适应大本营的生活,大家更关心何时能够登上珠峰。

魏伟卸掉雪镜往前走,很快感觉上下睫毛被冻在了一起。为了睁开眼睛,她拔掉睫毛上的雪,事后才发现,睫毛少了一半。

因为从C4营地到珠峰顶,就是真正的最后冲刺了,从这里往上,垂直爬升距离接近900米,行走距离超过4公里,这里的空气只有海平面的1/3,真正的拥堵也开始了。张俊所在的队伍原先准备在晚上8点出发,如果按照往年路上的情况,他们可以带着客户在早上五六点钟到达峰顶,但考虑到今年人多,他们决定把时间提前到7点半。结果等他们7点半收拾好从帐篷钻出来时,才发现一条蜿蜒的灯带流淌到他们前面很远了,那是更早出发的攀登者们的头灯组成的灯带。

2019年4月5日,王学峰从北京出发,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他选择了一趟中途要经停两次的航班,为的是每人能免费托运40公斤行李。

“菜鸟遇菜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不管上山还是下山,两个人卡那儿,后边耽误的是一队人。”何玉龙说。

上千顶彩色帐篷点缀在昆布冰川下方的峡谷凹地,地面都是乱石。各个登山公司早在一个多月前进山划定地盘,支起印着不同logo的高山帐篷。

他的行李一共有3件,彩色的登山包结实地摞在手推车上,免费的行李额“一公斤都没浪费”。他将在半个月后抵达珠穆朗玛峰南坡大本营。

攀登前大本营的煨桑仪式。王学峰/摄

他弓着背往上爬,大口喘气,“抬头都费力气”“太累了,好大的风啊”,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登山过程中,王学峰一共看到了两具遗体,第二具被睡袋包裹着,露出一个手套和一只鞋子。

在从事户外教育的近20年里,他对自己的体能和登山技术都很自信,但这次攀登中,他依然经历了许多“生不如死”的时刻。氧气面罩里都是冰碴子,他脑海里浮现着孩子的脸,一直在给他加油。每前进一步,他就得停下来休息十几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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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山鹰社登顶珠峰后下撤。夏凡/供图

他知道“每年珠峰大概都会死四五个人”,但那只是个冰冷的数字。他是民间公益救援机构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他们到事故发生地救援,在河边打捞尸体,他一直认为自己面对生死时会很释然。

登顶下撤到海拔7800米时遇到上山的人。王学峰/摄

“现在新起来的一些探险队,可能为了商业,放低门槛,在攀登策略上更激进。”王静坦言。

整个队伍经过第一个困难点——北坳冰壁,随后山路虽然陡峭,但队员仍能“像走路那样爬”。

在王静看来,登顶并不意味着成功,九成的遇难者是在下山过程中遇难的。

海拔8844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位于中国西藏境内,南坡位于尼泊尔昆布地区,无论从南坡攀登还是北坡攀登,最终都将到达同一个顶峰。

何玉龙在这里的营地见到了雪崩,“雪崩过后,你的视野里全是白色的泡沫。即便是小雪崩,声音还是很大。”

从卢卡拉到海拔5346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队员们要走上7-10天。登上山峰前的一个半月,这里将是他们的家。

消息是队长告诉他的。那时何玉龙刚刚下撤到C4营地。队长拉开帐篷,没有任何语言铺垫,“Don在下山时死了,死于心脏病。”

他们都活着下山了,在山下,很多人都引用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并没有征服珠峰,只是珠峰让我们感受到了她温柔的一面。”

王学峰看到他不停地敲击着氧气面罩,隐约也担心这个第一次攀登珠峰的年轻夏尔巴人会不会冒的风险太大了。前一年的登顶人数、夏尔巴人向导的成功经验,都是登山探险公司招揽客户时的竞争力。

队员们在顶峰录制了对母校祝福的视频。魏伟也在山顶接受了男朋友的求婚。持续3年的北大“珠峰攀登队”终于将这件事做成了。

从深夜1点开始,登山队陆续出发。黑夜里的冰川状态最为稳定。而到了白天,在太阳的照射下,冰层随时都会断离、崩塌。

登山的人看到遗体,感觉更多的是瞬间的敬畏,他们将其视作山的一部分。很快,他们继续专注到自己的路绳和身体上。

同行的印度小哥是在印度卖房子的,这是他第二次来珠峰,第一次登到了距峰顶只有几百米的地方。这次,他在出发前一个月才把钱交上。

回到大本营,没有了出发时的热闹,显得寂静。2019年春季登山中,珠穆朗玛峰上共有11人遇难,9名发生在南坡。

“珠峰不是最难的山峰,但本身的海拔就是第一杀手。很容易让人丧失判断力和正常人的思维。”2013年登顶珠峰的张翔海曾说。

5

王学峰下撤到8000米的C4营地时,他想,“给我1000万我都不会再来了”。一晚的休息让他体能恢复了不少,下到海拔7000米,王学峰的心情和状态都不错,那时候他又想,“嘿,给我50万我就再来一趟”。

人们踩着“冰川医生”搭的铝梯,通过深不见底的冰裂缝,巨大的冰塔悬在头顶上方。从这里上山的路段几乎每天都经历被毁,紧接着被“冰川医生”整修。2014年,昆布冰川发生冰崩,至少15名夏尔巴人在这里遇难,这也是珠峰南麓登山史上重大山难之一。

“真正的攀登者不会说‘征服山峰’,‘征服’这个词很刺眼,非常不适。”夏凡说。

拍照后,他拒绝下撤,只想闭眼睡觉。夏尔巴协作警觉地拿了另外一条备用绳子,在李伟腰间的安全带上打了一个结,将他往下拖。

夏尔巴向导用一把安全锁把Don的遗体固定在路绳上,身着蓝色羽绒的Don像贴着崖壁站立一样,看着远方。

距山顶不到300米时,夏尔巴向导把自己的氧气装备换给了他,示意他继续攀登,此前他一直拒绝了王学峰提出交换装备的请求。

但在营地里,何玉龙觉得后怕。他问自己:我为什么登山?

过了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山上飘起了雪,与之相伴的还有强劲的山风,行进道路能见度非常低。雪打到身上,衣服上很快披上一层厚厚的冰壳,雪镜上形成了一层抹不掉的冰沙。

由于高原反应,魏伟头疼得三晚没有睡着。她抱着帐篷里的太阳能电池板,数上面的小格子。“至今都记得有108个格子,就是睡不着。”

按攀登计划,他们将要攀登洛子冰壁,再通过冰岩混合的路线,到达海拔7900米的珠峰南坳,最后沿东南山脊登顶。这些不会在一天内完成,从大本营出发到登顶,需要一周左右。

“以前山上的雪会有5英尺厚,但现在几乎只有1英尺厚了。我不确定是为什么,有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攀登珠峰。”已经退休的“冰川医生”昂·卡米·夏尔巴曾对媒体说。

比王学峰早一年登顶珠峰的李伟也选择了从南坡攀登。他的理由很简单——比北坡攀登便宜近10万元,对攀登经验没有要求。在珠峰北坡,唯一一家登山公司把价格定在45万元,同时要求登山者有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顶经历。

海拔8000米,王学峰感觉到了“非常凶猛,声音很狂躁”的风,他冻得鼻涕流不停。“8000米之后很容易接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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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上的路段更难走,“暴露感非常强”。攀登者要贴在崖壁上完成横切,夏凡感到恐惧。最险峻的一段崖壁几乎呈90度,队员落脚处的岩石不足半块砖的面积。从双脚间的缝隙望下去,海拔6000多米的那些冰川铺在下面。

李伟终于从南坡登顶珠峰,准备“登顶感言”还没说,他就哭了出来。

29岁的何玉龙随另一支15人国际登山队抵达珠峰南坡脚下,在其他人“喘得都难受”时,他绕着帐篷跑步,还在一个30米的坡上练习冲刺跑。

第二天凌晨5点,队伍到达海拔8500米处一块被称作“阳台”的特殊悬崖。攀登者在这里更换氧气瓶,就着热水吞下冻上的能量胶。“太阳出来了,我眼睛又能看到了。”李伟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那个时候有一种空灵的感觉,走好每一步就好了,其他外面的世界跟我都没关系,那个时候你真的没有能力去照顾别人,只能关心自己。”

喜马拉雅山脉上,氧气面罩出现问题远不止王学峰一个人。何玉龙的夏尔巴人向导在海拔8700米时氧气面罩也突然坏掉。

王学峰到现在都不知道冲顶当天,自己的氧气面罩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吸不进氧气,怎样吸都感觉吸不进。”夏尔巴协作帮他更换新的氧气瓶,也没有任何作用。他摘掉氧气面罩,开始呼吸海拔8000米的空气。但很快,缺氧让他有了更强烈的窒息感,“胸闷,喘不上气来”。

事后,有人形容那一段的拥堵:好像珠峰有了一条巨长的拉链。

南坡上,掐算着大窗口期的队伍出发前,会在大本营举行煨桑仪式。大家坐在煨桑台前,焚烧松柏枝,诵经祈福,请求山神能够接受他们的攀登。随后,即将出发的人互相搭着肩跳起了舞蹈。

在何玉龙看来,很多稍微有点钱的人不练技术就想去爬珠峰,人为地增加了珠峰上的危险。“没爬过的人都认为登珠峰是一件简单的事,觉得只要有钱,夏尔巴人抬也能给你抬上去,但这是非常错误的。”

“当时我完全控制不了,狂哭。我们55天在一起吃饭,聊天,他就这么死了。”半年之后,何玉龙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提起这件事,又红了眼。

2018年5月15日早晨8点半,北大山鹰社登顶珠峰。

2019年,珠峰南坡“堵车”成了热议的焦点。有媒体联系王学峰采访。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交通广播电台记者,与他电话联系。

回到大本营,很多媒体也都找到他,希望他谈谈珠峰上的堵车和死亡。他总结了一份“通稿”——窗口期短、攀登者技术和体能不足。

站在这个蓝色星球的最高点,何玉龙第一次觉得“太神奇了,你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他说,拍的登顶照片能明显感觉到弧度,而他站的位置是这段圆弧的顶点。

不仅有的人永远地留在了海拔8000米的雪山里,还有废弃的氧气瓶和包装袋。这在海拔5000米至7000米的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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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的队伍在晚上8点出发。他的咳嗽持续了近两个月,尽管中途飞到加德满都输了一周液,回到大本营时又不好了,肺像拉风箱一样。

南坡的王学峰和队友在一个月圆之夜冲顶,比别的公司提前了两天。

山上的“路”由“冰川医生”夏尔巴人建设和维护,他们将绳端用冰锥固定进千年岩冰,连接起破碎凌乱的昆布冰川,让登山的人能够通过珠峰南坡攀登线路中这段最危险的路线。

没有铝梯的七八米冰壁上,何玉龙看到有队员“拿膝盖跪到坑洼的地方”,费劲地向上爬。在他看来,那是最错误的动作。后来他知道,那名“连基础的技术要领都没掌握”的队员已经爬过两三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

“体能、技术、装备等都跟死亡率相关,我已经尽全力准备了。如果真的遭遇雪崩或者地震,那也就认了。”李伟尊重那些留在山上的人,但他从出发时就告诫自己,“登顶并不是目的,登顶是为了更好地回家。”

南坡攀登的第一个危险地段是海拔5300米到6100米之间的昆布冰川,超过四分之一的遇难者在这里葬身。

5月14日凌晨,队员背着氧气瓶,向顶峰前进。在这支队伍中,海拔7000米以下,睡觉和训练都不配给氧气。如果成功,他们将是登顶珠峰历史上平均年龄最小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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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玉龙觉得自己可能就在“珠峰堵车”的那张照片里。这并不是他在8000米级雪山上经历的第一次拥堵。此前,他登顶海拔8163米的马纳斯鲁峰时也遇到了拥堵。人们排着队走上峰顶拍照留念,他在上面冻了两个小时。

珠峰南坡攀登者沿路绳向上攀登。何玉龙/摄

“在山上很难有那种共情的力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想这件事,或者说是一种生理上导致的麻木,我们只能走好每一步。”夏凡说。

接着,他们要上海拔7300米的洛子冰壁,要靠冰爪和绳子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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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是想套我话,要我说出来‘堵车’造成死亡的事件那么严重,为什么如果有死亡危险还要去登山。”王学峰认为,堵车不能判断为直接死亡原因,“堵车造成直接死亡的可能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也可能隐瞒了病情。”

不久后,他看到了珠峰顶,但糟糕的身体状态仍没有好转,他再次向向导提出:“我要下撤,只有1瓶氧气,够我上去,也不够我下去了。”

出发前,登山公司为每名队员买了保险。也有队员主动写下了遗嘱。

这里有四川厨子做的地道川菜,也有从德国运来的啤酒。公共帐篷空间足够大,队员们在这里用餐、打牌、泡脚、敷面膜等。他们的排泄物会被挑夫集中背下山。

从2016年开始,由北大山鹰社队员、北大教师和校友组成的珠峰登山队开始进行系统训练。这包括每周至少一次进山拉练,他们去的最多的是北京的阳台山,每次负重爬3个来回。北大王克桢楼,地下二层到第二十层,队员们每次训练需负重20公斤,4小时内往返42趟,三年累计爬升高度相当于10座珠穆朗玛峰。夜里11点出发,徒步一整天,在东灵山绕一个50公里的环线。队员庄方东的运动手表记录下3年训练期间消耗额热量,26万千卡。“这相当于大约450斤米饭的热量。”

珠峰顶没有夏凡想象得大,是一个三四平方米左右的斜坡平台。他们曾登顶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山顶“跟足球场那么大”,“登顶后还得到处走走找最高处”。

判断什么时候冲项是个技术活。一家第一年做珠峰生意的攀登公司提前冲顶。山上的部分路段还没有修好,加上天气恶劣,海拔8000米的C4营地氧气瓶储备不够,这支队伍一度离死亡线很近。他们通过对讲机向各公司呼救,“谁有氧气!”最后,一家较大规模的公司帮他们解了围。

在一名队员的印象中,整个爬山的过程无聊又单调,“就是没完没了地走”。他会想一些平时想不通或是当时做得不太好的事。“我想如果我爬山花得时间太久,老师让我延迟毕业,我该怎么给他解释、怎么逗他开心。”

他们后来听夏尔巴人向导说,那是一位无氧攀登洛子峰的人的遗体,他已经登顶了,下山时可能死于高山病,也可能死于体力不支。

珠峰南坡线路上通常设立4处营地,海拔5980米的C1营地,海拔6400米左右的C2营地,C3、C4营地分别“悬挂”在海拔7300米、海拔8000米的峭壁上。夏尔巴人在营地之间往返,运送食物、燃料和氧气瓶,保证8000米附近的C4营地有充足的必需品。

何玉龙的队友Donald Lynn
Cash没有这么幸运,下山时死在了海拔8750米的地方。54岁的美国人Don,是个酷酷的人,因为攀登雪山丢过三根手指,却一直没有放弃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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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类似经历的攀登者都明白,人在极度缺氧的条件下会反应迟钝,失去意识和判断能力。一旦坐下休息,他将面临缺氧、失温甚至死亡的风险。

“最开始是累,到后来就麻木了,因为你的目标在那里。”队员夏凡坦言,队伍的状态在2017年夏天达到最佳,10月份他们登上了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在珠峰大本营,他们自信属于“比较强壮的,也是有经验的”。

王学峰认为,能像何玉龙这样“超车”的人不足3%,当季381名登山的人里不超过10个人能做到。

一名队员在崖壁上横切时踩空,因为拴在路绳上,只向下坠了几米。在滑落的地方,旁边是一个遇难者的遗体,他能看到遇难者的手套,“他好像背靠着山坡,面对着山下坐着”。

“我说的恰恰是相反的,不是记者他们想要的一个答案。从我自身的登顶经历,看待这个事情,我可以给你一些正能量的积极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想要的负面的新闻。”

“珠峰真的是一座大山。”魏伟说,“北京的香山两小时我们能跑完一趟,海拔6000米的山峰当天冲顶就能完成下撤。但是在珠峰,从大本营出发,冲顶花了一周时间。”

珠峰之行,李伟瘦了21斤,他觉得最美的景色不是珠峰顶,而是在珠峰旁6119米的罗布杰峰拉练时看到的,那时他还没咳嗽,天气很好,远远望去,被雪覆盖的洛子峰、马卡鲁峰、珠穆朗玛峰一字排开。

队员在C1营地遇到雪崩。何玉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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